23/05/2026
失智、尊嚴與保護：社會大眾該如何理解「輔助宣告」？
近日有關馬英九前總統疑似罹患失智症，以及家屬向法院聲請「輔助宣告」的消息，引發社會高度關注。輿論之中，有人聚焦於政治效應，有人猜測家族安排，也有人對「輔助宣告」產生誤解。
然而，若從精神醫學與高齡照護的角度來看，這其實是一堂值得整個社會重新學習的公共教育課。
台灣正快速邁入超高齡社會，失智症人口逐年增加。未來，幾乎每一個家庭，都有可能面臨長輩記憶退化、判斷力下降、財務管理失衡，甚至醫療決策能力改變的問題。因此，這則新聞真正值得討論的，不只是某位政治人物的健康狀況，也是整個社會，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「老化」與「失智」這件事。
一般民眾對失智症的理解，多半停留在「忘東忘西」、「記憶不好」。但在精神科臨床上，真正令人擔心的，往往不是記憶，而是「判斷能力」的退化。許多失智症患者在初期，依然談吐正常、社交自然，甚至仍可公開演說、接受訪問，因此旁人常會困惑：「看起來明明很正常，怎麼會需要輔助宣告？」
然而，大腦功能的退化並不是只有「能不能說話」這麼簡單。失智症真正影響的，常常是複雜決策能力，包括財務判斷、法律理解、風險評估與自我保護能力。一位長者可能仍能與人聊天，卻已經無法分辨投資陷阱；可能還認得家人，卻開始重複匯款、輕易簽署文件，甚至受到外界不當影響。這也是為何精神科與神經科醫師，在評估失智症時，重視的不只是記憶測驗，更重要是執行功能與生活判斷能力。而這也正是「輔助宣告」制度存在的重要意義。
許多人一聽到「宣告」二字，會直覺聯想到剝奪權利，甚至誤以為是將一個人視為「無行為能力者」。事實上，台灣民法中的輔助宣告，設計目的恰恰相反，它並不是否定一個人的人格與尊嚴，而是在一個人心智能力開始退化、但尚未完全失去判斷能力時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與協助。
這是一種介於完全自主與完全監護之間的支持制度。它承認當事人仍保有部分能力，同時也避免其在重大財產、法律或醫療決策上，因認知退化而受到傷害。換言之，輔助宣告的核心不是控制，而是保護；不是奪權，而是減少風險。
在精神醫療臨床，我經常接受到法院委託而實施精神鑑定，看過許多家庭面臨類似問題，只是大部分人不願意承認，特別是公眾人物或社會頂端精英。許多家屬害怕長輩失去尊嚴，也擔心外界眼光，會選擇隱忍與拖延。直到出現重大財務損失、醫療混亂、遭遇詐騙，甚至家族衝突時，問題才全面浮現。
但從醫療的角度：失智症越早面對，後續越有機會維持生活品質。早期診斷有助延緩退化，也能讓家庭提早安排醫療、照護與法律規劃，包括預立醫療決定、財產信託、意定監護等制度。這也是一個成熟社會應有的風險管理觀念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次事件也讓社會重新看見一件重要的事：失智症並不會因一個人的地位、學歷或成就而倖免。即使曾擔任國家領導人，一生自律、理性、思路清晰，也可能面對大腦退化與老化的自然過程。這並不是人格失敗，更不是道德瑕疵，而是一種醫學疾病。
馬英九的家人向法院申請輔助宣告，社會真正需要的，不是對疾病的獵奇，也不是陰謀式揣測，而是更成熟的理解與同理。但從醫療倫理角度來看，也要提出呼鑰：當一個人的大腦開始退化時，社會是否仍願意用有尊嚴的方式保護他。
